真理是没有人格的

建梅

      生命就像这样，理性只能是个乐器，不能成为目标，因此，谈了一些完全逻辑化的事情之后，我总是会作一些不合逻辑的陈述。这些陈述会显得前后矛盾，但它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不会毫无理性地说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有一个清晰的理性。

　　在某种情况下，我会说我不受马哈维拉，佛陀，克里虚纳或耶稣的影响，我不说任何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东西，任何我所说的东西、只有在我亲自了解之后我才会说。然而，当我达到完全了解自己的时候，我知道它和在我之前的人所达到的完全相同。像这样，当我谈论他们或引用他们所说的话时，我自己会忘记我一直在谈论他们。我和他们融合得那么完全，以致于他们的陈述变成是我自己的了。

　　事实上，我看不出在我的陈述和他们的陈述之间有任何不同，当找开始谈论他们时，我深深了解我只是在谈论自己。因此，当我重复他们的陈述时，我是没有设限的。我把自己完全溶进去，溶入他们和他们的话语之中，那些听到我说我不受这些人影响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会说：「你是如何溶入他们的，甚至那些完全受他们影响的人都没有这样；他们都保持了一段距离。」

　　那些受到某人或某事影响的人，必然会与影响他们的来源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些受影响的人是无知的。只有在无知当中，我们才会受影响，在了解自己当中，影响这两个字是毫无意义的。

　　在了解自己当中，没有影响的问题，而是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类似的共鸣，会听到类似的声音、如果我正在唱歌，而另一歌者也开始用同样的调子唱歌，我的旋律和他的旋律就会合而为一，在我们之间就不会有受到影响的问题存在。为了受到影响，即便成为门徒，距离是需要的，另一个人是需要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距离存在。当我开始解说马哈维拉的一段陈述，或者谈论克里虚纳的吉踏经，我只是或多或少在解说我自己的陈述而已。克里虚纳或是基督或是马哈维拉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借口，一个可以谈论的理由，但是很快地我就忘了我正在谈论他们。我从谈论他们开始，但只会在我所知道的事情上结束。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停止谈论他们而开始解说我自己的陈述，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完全地溶入他们了。

　　或许你觉得很有趣，我甚至没有将吉踏经读完过一次。我经常打开来读，但是读了八行、十行之后，我就觉得已经够了，就把书本合起来、当我谈论吉踏经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自己在谈论它。一个研究吉踏经的人会沉思，会深究里面的叙述，他只能评论或说明他所读到的。在没有读完吉踏经之前，我既不能评论也不能说明。

　　另外值得一提的趣事：当我拿起吉踏经来读的时候，不到一下子我就把它放回去，但是当我偶然看到一些很普通的书的时候，我会从头到尾把它读完，因为它不是我的经验的一部分，这对你们来说似乎有点奇怪。我让自己去读一本普通的书，因为它不在我的经验的范围之内。不过当我开始读吉踏经的时候，在读完几行之后，我就把它放回去，因为我不觉得它会为找开启任何新的东西。

　　如果给我一本侦探小说，我可能会把它全部读完，因为对我而言，它可能是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克里虚纳的吉踏经似乎是特地为我而写的。我了解它，因为里面写的任何东西我都了解。不用读就知道了。

　　因此，当我谈论吉踏经，事实上我不是在谈论吉踏经；它只是一个借口。我从吉踏经开始，但是我只谈论有关我想说的，以及我能够说的，如果你们觉得我在吉踏经上面花了很多心思，那不是因为我受到克里虚纳的影响，而是克里虚纳正好说了我现在正在说的。

　　因此，我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吉踏经的评论。迪拉克（Tilak）所说的吉踏经，甘地所说的吉踏经，都是他们对吉踏经的评论和解说。他们深深受到吉踏经的影响，但是我现在所说的东西完全不是来自吉踏经、吉踏经所弹奏的曲调，也同样在我心里面弹奏着。它会将我带到我自己的曲调上，然后我就开始解说自己，吉踏经只是提供我一个情境而巳。当我谈论克里虚纳的时候，在最深入的去揭露克里虚纳的时刻，你会觉得我正在谈论我自己、在那个时刻，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而已。

　　在谈论马哈维拉，基督，老子或穆罕默德的时候，也出现同样的情形。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名字上不同而已。他们是不同的灯，但是他们里面闪耀的光是相同的，不论光是来自穆罕默德的灯，或是马哈维拉的灯，或是佛陀的灯，对我来说讲都没有任何不同。有许多次我会说反对穆罕默德，马哈维拉或佛陀的话，这会产生一个问题。我很深入地谈论他们，不过我同时也说了反对他们的话。每当我似乎在说反对他们的话时，那只是因为听众赋予了这些话太多的重要性。但对我来讲，当我深入地去揭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在强调光。所以每当我显得在反对他们的时候，那是因为当时强调的是灯，而不是光。当我看到一个人迷恋着灯，醉心于制造灯的材料时，我一定会说反对灯的话。

　　这个人会感到困惑。他感到困惑是很自然的，因为对他来说，在马哈维拉这盏灯与马哈维拉这永恒的光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对他来说，灯和光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什么当有些人显得太过于强调灯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说反对灯的话；但是当我感觉到讨论的是光的时候，我就会加以附和，这就是不同之处。在马哈维拉这盏灯和穆罕默亿这盏灯之间会有一些不同。这只是因为在耆那教徒和回教徒之间有所不同。灯被制造出来时是不相同的。基督这盏灯和佛陀这盏灯也是不相同的；一定会是如此，但这些都只是在身体上，在环境上，以及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对那些喜欢形式和环境的人来说，光是看不见的，因为任何看见光的人都会忘记灯，当一个人看到光之后，他不可能还会记得灯。只有当看不到光的时候，灯才会被记得。

　　一个跟随者的制约就是，他只能停留在灯的阴影之中从那里向外看。从那里他是看不到光的；他只能看到灯的底部，所有的灯的底部部不相同，在灯的底下有着深深的黑暗。他们的跟随者不断地在为底部的不同而争吵。因此，每当找看到有人站在某些人的阴影之中，我就会说更严厉的话来反对。

　　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一个跟随者永远不会「了解」。成为一个跟随者，他必须站在阴影中，在黑暗中、在灯底下。一个人越是跟随，他就越是处于浓密的阴暗之中。站在阴影外围的跟随者可以了解一些其它的东西，但是那些直接在阴影浓密处底下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然而，如果有人真的想要看见光，他就必须完全走出阴影的外围，一旦他见到光，灯的论争对他来说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此对我来讲，不论是谈论基督或是克里虚纳或是佛陀，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在谈论相同的光，一个已经点燃许多灯的光，但我不受灯的影响，我只说我了解的一些事情，每当我想感觉某种共鸣，每当我感觉到相同的音符在振动，我无法否认它，因为否认它也同样是错误的、那就好像我故意背对着光站着。跟随着犯了坐在灯的底部的错误。然而背对着光和坐在阴影中的错误是相似的。但是如果你问克里希那穆提，他不会接受这个共鸣，他不会接受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曾经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不会讨论这个。

　　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是完全没有人格的，当一个人接受了真理也会向其它的人敞开时，真理的伟大并不会减少。正好相反，它的伟大会增加：它不会减少。真理不会这么脆弱，不会只因为它也被其它人所经验过就变得陈旧，因此，否认真理可以分享也是错误的。

　　所以我的困难是这样的：我只有要在任何地方看到真理，我就接受它，我一点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只要我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在真理的名字下，却变成在朝向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时，我就会否认它，反对它。任何我所做的，我都全然地做。

　　那就是为什么要了解我，会变得很困难。我反对折衷，因为借着折衷，没有人能够达到真理。我的本性就是用我活生生的〈being）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去说出我想要说的。所以如果有人谈论光，我会说马哈维拉是神，克里虚纳是神的化身，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一些只谈论灯的人讲了这些话，我会说他们讲这些话是犯罪的行为。在这两种例子当中，我所断言的一切，都是全然地断言。

　　当我对某些事做了一些陈述，我并不记得我以前对这个主题陈述的内容，但是这些陈述都是真实而完整的，不会互相否定，如果我谈论你的身体，我的陈述会是死亡指向的，但是如果我谈论你，我会说你是不死的，无论如何下要认为这两种陈述是相反的，它们不会互相否定。在它们之间没有折衷的必要，你的身体一定会死，它是死亡指向的。

　　如果你相信你是身体，那么我会用全部的力量来说你将会死。我其至不容许你有丝毫被拯救的机会。但是如果讨论的是关于灵魂，那么我会说你根本从未被生下来过，那么你既没有被生，自然也就不会死，死亡的问题不会升起。这两种陈述本身都是完整的，它们不会互相抵消。它们的向度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在理解这一点上一直都会产生困难。

　　这种困难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囚为所有的陈述都是用说的，并没有被写下来。在写下来的陈述中会有一种冷漠，它们不是讲给人们的，当它们被写下来的时候，听众或读者并不是坐在对面，听众或读者是在画面之外的。当一些事情被说出来的时候，听众是在现场而且他们也会被考虑进去。因此，每当我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光是我一个人要为这些陈述负责，听众也是有责任的。

　　因此，责任是共同分担的。我当然要对这些陈述负责，但是听众也要负责，因为他们创造一个特别的情境让这些陈述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有另一个听众在场，我的陈述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如果再来一个人的话，我的陈述可能又会有所不同，我的陈述会因为对不同的人演说，而有所改变。

　　我所有的陈述都是演说。所有的口语都更为生动，它们不但从说话者也从听众那里获得了生命。当没有听众的时候，那么说话者会产生一座桥梁，它会朝向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这座桥没有另外一岸可以横跨过去。但是没有两岸如何能有一座桥呢？那是不可能的。只座落一岸的桥一定会垮下来。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关于真理的重要陈述都是用说的，而不是用写的。如果我要写东西，我会写信，因为一封信差不多就像说出来的东西。它是向某人说话。除了信，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因为对我而言，它们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当我写信的时候，对方总是在那里，在我的面前。

　　所以当我每一次面对着几千个人演讲，我的陈述就会被乘上好几千倍。当这些陈述被某人再度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也会将自己包括在他制造的陈述里面。这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困难，但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兴趣去尝试做一些有关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我兴趣的是，你也能够完全了解这个困难，如果你能够了解一个显示出来的真理的复杂性，那么你才会有所成长。

　　因此，我对减低这个复杂性没有兴趣，因为尝试这样做的话，真理的完整性就被破坏下。它可以被简化，但是这样一来，一些肢体就会被切掉。那么它就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对减低它的复杂性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唯一兴趣的是，你应该发现那个简单的正好就处于复杂的中心。如此一来你就会成长。

　　如果我想要，我也可以让这个复杂性变得简单，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那么我的陈述就会变得清晰而数学化，然后我的困难就结束了。但是我不担心我的困难，它们根本不是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在复杂性当中看见那个简单的，如果你能看得出带着它自身矛盾的真理，如果你能在不一致中看见一致，那么就会有所成长，你的眼界也会提高。而只有你的眼界提高，你才能看见它。只有这时复杂才会变得简单。

　　当我们爬一座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向上的道路－－困难的，陡峭的道路互相交错，但是一到山顶，同样那些道路，看起来就很好走。当你能够完整地看到任何事情时，在广间的视野下，你会看到所有的道路都走向山峰。它们没有切断其它的道路，也没有互相冲突，当某人正在向上爬的时候，他会认为其它所有的道路，除了自己的之外，似乎都会让人走错。但是当一个人从山顶上望下去的时候，他会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山顶，或者他会对一个人说这条路是对的，而对另一个人却说这绦路是错的，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许多困惑。

　　我所有的陈述都是针对个人说的，我每一个陈述都有适当的演讲对象。某个特别的陈述是为了帮助某个特定的人，是根据他的特殊情况而说的。如果我看到一个具有分裂头脑的人走在某条道路上，我会告诉他这是正确的道路，其它的道路都是错的，那么这个陈述只对他有帮肋。在到达山顶之后，他就会知道，就会笑，他会看到其它的道路也都可以走上来。

　　然而，如果在到达山顶的半途中，他在他那边发现有另一条向上的路，并且开始走上去，而且如果不久之后他又发现第三条向上的路，并且尝试着也要走上去，那么像他这样带着不确定、分裂的头脑的人，一定不可能到达山顶，对这样的人我不得不说：「你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走，其它的道路都是错的。」但是如果在附近道路上的另一个人也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也是有一个分裂的头脑，那么我会告诉他同样的事情：他走的路是对的。如果这两个人刚好相遇，并且比较两种不同的陈述，那就会产生许多困难。

　　佛陀和马哈维拉不必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的讲道并没有在他们的面前被记录下来，五百年后他们的跟随者因为这个而有了麻烦。佛陀不会被问到你问我的问题。

　　因此，五百年后不同的派别产生了。讲道被说出来但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没有办法加以比较。一个人听到一件事，另一个人听到另一件事，而第三个人听到第三件事，但是三个人都没有记下任何事情。因此没有机会借着比较去发现一个人被告知这件事，另一个人被告知那件事，而第三个人被告知的又是完全不同的事。这些讲道是私下为了三个不同的人而说的，是为了帮助他们个人而说的。但是当这些被写下来之后，问题就开始不断地出现了。

　　那就是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古老的宗教坚持不准备任何经典。当事情被记录下来之后，矛盾就会变得很明显。一旦它们被写下来，问题就开始了。起初讲道的内容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在写下来之后，它们立刻就不再是个人的了。

　　所以佛陀和马哈维拉并没有面对过我现在面对的困难，但是现在无路可走了，现在任何说出来的都会被记录下来，即使那是对某个特定的人的演说，在记录下来之后，它就变成社会的财产了，然后所有那些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所作的陈述都会被收集起来，想要找出贯串其中的一致性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现在没有其它的路可走了，而我认为这是好的，如果讲道是在佛陀面前就被记录下来，那么他也可以当场问答相关的问题，但是讲道是在五百年之后才写下来的，那么当问题升起时，就没有佛陀可以来回答了，结果是一个相信某个陈述是真理的人，创立了他自己的派别，而同时另一个相信相反的陈述是真理的人，创立了另一个派别。任何拥有讲道内容的人都创立一个派别。所有的派别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摘自  奥修《无边无际》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