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疗愈中心的诞生

星空

心态疗愈中心的诞生

蒂伯龙加利福尼亚

心态疗愈中心是杰拉尔德波尔斯基博士1975年创建的。杰瑞，杰拉尔德博士更愿意大家这么叫他，当时是一名在加利福尼亚蒂伯龙，一个很怡人的诊所开业的精神病医师。在他诊所那里，可以俯瞰圣弗朗西斯科湾。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的精神病医师。他使用当时他直觉告诉他可以使用的各种疗法，比如生物反馈、催眠术、放松疗法等。他的专长是治疗学习上有障碍的孩子。

当我的儿子，迈克，有阅读障碍时，我绝望地四处求助。迈克当时九岁，我们的家庭状况一团糟。1971年的时候，我被推荐去找杰瑞，当时我只知道我们的问题很严重，而且看起来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带着恐惧和焦虑，我们每周去杰瑞的诊所一次。我的儿子慢慢改善后，就停止了治疗，而我则继续前去。对于如何深入了解我自己，我变得非常感兴趣。我1950年左右在伯克利大学学习过心理学，但现在对我来说一个新的吸引力出现了。在过去，我心理学上关注的重心是在理解他人上，现在我把心理学看成是一个可以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工具。

治疗极大帮助了我，使得我的自我觉醒非常显著。当我开始探索和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意识到个人的成长是无限的。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同时非常值回票价。

心态疗愈中心的创建是一个充满了灵性的过程。数月前，杰瑞初次去看奇迹课程的书。他被深深触动了。他读这些书的时候，他的灵性转变就开始了。当杰瑞告诉我他在学的内容时，我完全被吸引了。我不断地向他询问更多的细节。当时，我没有这本书，那些书还买不到。杰瑞非常慷慨地把他所学到的分享给我，同时在分享的过程中，他也加深了个人的体验。

事实上，在心态疗愈中心建立前，杰瑞问我，我是否愿意加入一个实验项目。这个项目的实验对象是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低年级学生，这些学生健康活跃。杰瑞想看下这些学生在无论外面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是否能学会控制他们的内心和想法。他想研究，这些孩子是否能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改变他们的感知，从而帮助他们平安渡过人生的每一天。

我立刻被杰瑞的想法迷住了，回答说我非常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我们用生物反馈法，这样我们和参与实验的孩子，可以生动直观地看到学习的结果。这是一个持续六星期的项目。杰瑞选了六个成年和六个儿童志愿者。我们连续六个星期二，在放学后，一起在一个非常可爱的房间见面。这个房间是杰瑞租的，就在蒂伯龙的德克旅馆楼下，杰瑞诊所的隔壁。每个成年人一对一为每个孩子服务。

第一个实验是把孩子们的手指连上仪器，帮助孩子们学习通过运用积极的想象，提升或者降低手的温度。例如，我会给博莱，我服务的七岁孩子，去描绘他的手正放在热水或者冷水中。毫无疑问，他能够在第一堂课做到这个，像大部分的孩子一样。

当我们在用眼睛看到之前，毫不费劲地能真正感觉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令人十分激动。这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接下来的一步是，什么是博莱他想要在他的生活中改变的事情呢?我们首先来解决的是，博莱在打棒球时候的焦虑。当他要击球的时候，他会非常焦虑，因为这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全身都僵住了，这样他几乎不可能击中球。我们可以在他的棒球运动中运用生物反馈方法。我们开始想象博莱在走向球棒，举起球棒，把球击得又准又高。我们一起在玩，带着同样的目标，玩的很高兴。当我们结束我们的实验后，我们都对结果非常有信心。接下来的一周，我看到了激动的博莱带来一个好消息，他击出了一个全垒打。

在整个六星期的实验中，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博莱的阅读问题，他和一些孩子们相处的关系，和他爸爸的关系，所有他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我们跟踪这些案例，发现这些效果看起来是能长期维持的。孩子们吸收了这些方法，并能把它运用在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地方。项目快要到尾声的时候，我为了我们发展出来的这段友谊将要分开而感到很不开心，但我从中也学到了非常多。

项目结束两周后，杰瑞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另外一个六星期的项目。“你愿意和身患癌症的孩子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实验么？”杰瑞在继续，他认为他内心有一个很强烈的指引，希望他能帮助这些可能会面对死亡的孩子们。当时，杰瑞对他自己的死亡有着很深的恐惧，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地就是抗拒这个话题。但杰瑞内在感觉到，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当我参与这个项目时，我很害怕。我对我自己说，只是六个星期，并祈祷孩子们这段时间什么也不会发生。我身边从来没有一个孩子病得如此严重，坦白地说，我对和这些孩子们相处，真的感到很害怕。

这次只有4个成年志愿者参与了项目，杰瑞波尔斯基、帕特泰勒、格洛丽亚默里和我。帕特泰勒是项目的协调者。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些孩子。我们去找医生和身边的朋友，去找最愿意来参与项目的孩子。同样地，我们选了6个孩子。然后我们去见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到他们家里去讨论整个项目。我们去征求他们的帮助，告诉他们，会有很多其他的孩子会从这个实验中受益。希望他们同意接下来的六周时间内，我们每周见一次面，让我们彼此帮助。不用说，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同意了。

1975年的夏天，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了。我们还是在德克旅馆楼下的房间见面，这个房间还是没有名字。杰瑞、帕特、格洛丽亚和我都在。我们准备了一顿晚餐，沙拉、意大利式细面条，饭后甜点是法式面包和曲奇饼。晚餐破冰效果非常的好。我们都有一些紧张。我们没有议程表，所以我们并不清楚会发生什么。我们把会面时长定在了两个小时。

当我们的晚餐结束以后，我们围成一个圆来坐着。我们大家先手牵着手，维持了一分钟左右。这个仪式后来在每次会面的开始和结束时，都会进行。无论这是一个商业会晤或者团体活动，都保持了这个仪式。

接下来发生的，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是中心创建的重要原因。我们开始轮流分享我们的恐惧，诚实而坦白地分享。我分享我直接的恐惧：我担心我会失明。我正在治疗青光眼，如果眼压升到某一个值，它就会损伤我的视觉神经。

当然，我们讨论了死亡这个话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或者我家人的死亡，所以当我听到孩子们能自由表达他们最关心的心事时，我非常佩服他们。

当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恐惧时，我们发现我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成年人和孩子，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孩子成为了我们的老师。他们用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我却从来没有直接去面对这么让人恐惧的问题。

第一次见面结束时，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已经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一次深入的分享会比其他的事情，更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而且整个过程，氛围都很轻松。欢笑和爱，关怀和分享，一直陪伴着我们。

六个星期结束时，杰瑞、格洛丽亚、帕特和我，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张感谢卡，并把五美元放在贺卡里，感谢孩子们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我们希望告诉他们，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么多。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我们难道现在就要结束了么？”这真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学到了这么多，我们同样也不想结束。我们都同意继续这个会面，因为它对我们任何都很有用，我们都获得了这么多，完全没有理由停止会面。这事情发生在12年前。后来心态疗愈中心诞生了。

我们小组接下来几年都持续着。小组人数很少。我们定期见面，分享的流程固定。我们分享爱、悲伤，接受每一个人给予的无条件的爱。虽然流程是一样的，但是小组一直很活跃。总是有新的内容要分享，也总是能收获新的内容。

慢慢地，孩子们开始从中受益，医生、护士和家人，都开始看到发生在孩子态度上的改变。孩子们找到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他们必须处理的困难：注射、化学疗法、头发不断脱落产生的心理折磨。

七岁的博莱就是其中的例子。他的耳癌非常痛。每个星期他去看病的时候，因为他的大吵大闹，整个医院都处于极度混乱中。医务人员都害怕博莱要来的那一天，因为他哭声震天，负隅顽抗，当天的整个日程都会因此而被拖延，更不用说，在排队等候的家长和小孩看到博莱这么痛苦时产生的各种焦虑影响了。

博莱从小组里学到了如何改变他的关注点。他学会了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治疗的过程，并能开始释放整个星期积累下来的恐惧。这个结果太让人惊讶了，每个人都看到了深远的改变。

我们用心理剧来把我们的感受融入其中，有四个人来表演。一个人扮演医生，一个扮演病人，而另外两个人则站在他们的身后，扮演他们的良知。当医生或者病人说谎的时候，例如“这一点也不痛”，良知就会在后面提醒他们。这是一个很有趣并有效的方法，让我们快速深入地和我们的真实感受相连接。

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鼓励孩子让他们用画画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在孩子们简朴的画中，我们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收获。这些画打开了一扇门，使得孩子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情绪和经历，可以表达出来。在画画的过程中，我们和孩子们也变得更加亲近。

随着我们对画画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画画可能对其他的孩子、医生和他们的家庭有帮助。一天，我们决定写一本书。抱着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态度，我们开始了写书的过程。我们把所有的画收集起来，并鼓励孩子们针对特定的主题绘制新的画。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我们的小组也因此增加了一个新的合作维度。

大约一年后，格雷  哈里森去世了，而我们的书，这时也基本完成了。格雷是我们小组里第一个直面死亡的孩子。格雷11岁了，他患的是白血病。他的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他身处巨大的疼痛中。格雷自己做了决定，他准备好要离开了。他告诉我们小组这个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边，听他谈论他自己的死亡。

格雷告诉我们，他认为死了以后，他会上天堂，成为众多的天使之一。很多天使会来到地球上，成为某个人的守护天使。他说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这些被留在人间的人，事实上，都认为这是格雷已经在做的事情了。

在格雷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住院了。格雷的父母和他的医生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允许我们小组成员这段时间可以去陪伴格雷。在70年代，医院里是不允许孩子们到医院探望临死的孩子的。因为人们害怕病重的孩子会被探病的孩子们传染。了解到小组成员对格雷来说有多重要以后，医务人员决定无视这个规定，给我们放行。我们被允许随时可以来探望格雷，不管有多频繁。格雷教会了我们勇气，一直到他去世的最后一刻，他是一位大师级别的老师。

格雷去世后没多久，我们的书就完成了。格雷的爸爸是一个出版商，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帮助我们出版这本书。这本书，名为《每朵乌云后都有彩虹》印了5000本，总花费5000美元。我们没有5000美元，不过在中心的惯例里，我们都是先把事情做了，再来想办法。就像以往经常在中心发生的事情一样，一天这笔钱到账了，一个机构捐助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它帮助了非常多的人。我们期待奇迹的发生，一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奇迹。

杰瑞送了几本书给媒体。不久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芝加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菲尔唐纳修秀的一个制作人，她说她看到这本书非常激动，并邀请杰瑞和菲尔唐纳修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访谈。杰瑞说他可以参加，但是必须要带上六个孩子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刻，制作人同意了。杰瑞、六个孩子、帕特泰勒和我，还有三个孩子的父母，一起飞奔菲尔唐纳修秀。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在凯悦酒店，并雇了一个司机及豪华轿车护送我们往返在酒店和工作室之间。这段时间非常激动人心。这一期的节目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心态疗愈中心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我们现在仍在使用菲尔唐纳修秀的录影带作为一个教学的工具。节目非常感动人，对每一个观看的人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孩子们非常直接，并且诚实。菲尔唐纳修被孩子们的经历强烈地触动了，一年后他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做了另外一期节目。他说他获得了足够的资料可以做十期的节目，而且一直和其中一些孩子保持着个人联系。

当我们从芝加哥回来，我们安静的小中心炸开了。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人们从美国各个地方给我们打电话来寻求帮助。信件倾泻而至。我们完全被淹没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尽最大的力气去回信，接听电话。在菲尔唐纳修秀节目的最后镜头中，帕特泰勒做了如下的演讲：“我们不希望为我们的服务收费，但我们不会拒绝任何捐助。”这些话激发了一阵捐助的浪潮，无论大小。我们根本没想到观众会有如此巨大的回应，太令人惊奇了。

我们完全是一个志愿者组织。现在我们开始有了公众的捐助，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合法的非盈利性组织。我们决定试着自己来运作组织，而不想把钱用在高昂的律师费上。事实上，非常简单。我们去了芝加哥的首府萨克拉门托，申请成为非盈利性组织。我们在1977年1月20日，去了国务卿的办公室，最后我们在某一天获得了批准。国务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起草了非常简洁的公司章程，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制度下，清晰地阐明了公司的目的。我们以及三位董事局成员在章程上都签了名。

我们参照了其他的文章，还起草了我们中心所需要的附则。附则一共有10页，在董事会取得了通过，董事会秘书威廉帠祘轲祹屲虏繎坻。唯一一个官方登记的步骤是，我们去加利福尼亚税务局去做免税登记。在我们获得非营利组织的许可证以后，免税这个步骤非常容易就完成了。

在公众中我们以为孩子疗愈的中心著名，但是我们成立之初同样有成年人的小组。这是一个青光眼病人的小组。像我此前提到的，青光眼是我自己的人生中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我从孩子们身上很快地学到，助人者自助。我们小组维持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正在我们小组人员衰微，快要解散的时候，菲尔唐纳修秀把我们推向了公众的视野中。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开始收到成年人的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小组是专门开放给患有重疾的成年人的。我开始登记这些人的名字，当我凑够了一个小组的成员数量时，我们建立了一个成年人组。成年人组开始慢慢固定下来，和儿童组区分开来组织。

中心开始演化出更多的成年人小组。这些小组为各种群体设立，为重疾患者，为乳腺癌的妇女，为慢性病者，为艾滋病人，饮食紊乱的患者，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的人（这些人没有生病，但希望在心态疗愈中心可以改善他们的人际交往），为需要照顾支持身患重症的家人，为呆在养老院的老年人。

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是回应外界的要求而设立。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去拉动人们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成员数却不断地增长，并且名声随之涨高。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们每天都能听到关于中心的事迹。迄今为止，数十个中心和小组在美国各地，在世界各国成立。作为一个自治式的组织，最初中心设定的原则，给了他们很多指引及灵感，很多人因此来到我们中心接受培训以确保自己掌握充足的技能。

我们在中心做了大量的培训，也培养了很多新的志愿者们。我们通过大量志愿者的工作来经营中心，同样也接受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我们和其他慈善组织一样，经常会遇到财务困难，但奇迹总在发生，我们现在依然在扩大。

心态疗愈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保留着其独特性。原则存在的历史很久了，但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让很多人困惑不已。我们试着教大家爱的原则，而非社会的规则。这些原则，一旦运用，就会起效。它们是扫除恐惧，打开爱的礼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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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态疗愈中心2012年